新文化运动的若干痕迹，颇似欧西的宗教革命：旧派与新派固相对立；新派与新派也多矛盾。1927年，鲁迅往广州，他写给李小峰的信，曾说：“与创造社联合起来，造一条战线，更向旧社会进攻，我再勉力写些文字。”但，他一直不曾和郭沫若见面，而创造社对他的攻击，倒反从那一时期开始了。而现代评论社、晨报社那一群文人，和创造社的作家，也并不见怎样和谐。志摩日记曾有这么一段珍贵的史料： “秋白亦来，彼肺病已证实，而日夕劳作不能休，可悯。（瞿秋白那时是文学研究会的作家。）适之翻示沫若新作小诗，陈义体格词采皆见竭蹶，岂女神之遂永逝？与适之、经农，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，久觅始得其居。沫若自应门，手抱襁褓儿，跣足、敞服，状殊憔悴，然广额宽颐，怡和可识。入门时有客在，中有田汉，亦抱小儿，转顾间，已出门引去，仅记其面狭长。沫若居室隘，陈设亦杂，小孩羼杂其间。坐定寒暄已，仿吾亦下楼，殊不话谈。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，而主客间似有冰结，移时不涣。沫若时含笑谛视，不识何意。经农竟噤不吐一字，实亦无从启端。五时半辞出，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。云上次有达夫时，其居亦稍整洁，谈话亦较融洽。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、一月刊、一季刊，其情况必不甚愉适，且其生计亦不裕，或竟窘，无怪其以狂叛自居。”
这段日记，使我们了解新文人之间的情绪。
不过，一碰到新派与旧派的论争，新派各集团的步调，又相当一致的。我们且把时期推移一段，且谈“五四”落潮后的第二回文白大论战；旧的方面，有《学术》和后《甲寅》，新的则《语丝》、《现代评论》、《晨报》、《京报》和上海的《觉悟》和《学灯》。那位对旧文学有兴趣的农学家胡先?，（笔者一直到抗战中期，才在江西碰到胡先生，那时，他任国立中正大学校长，也不时做些旧诗；旧诗做得并不高明）。他接在《中国文学改良论》之后，又写了一篇论新文学的论文，说：“胡适以过古之文字为死文字，现在白话中所用之字为活文字，而以希腊拉丁文比中国古文，以英德法文比中国白话，以不相类之事，相提并论，以图眩世欺人而自圆其说，予诚无法以谅胡君之过矣！希腊拉丁文之于英、法、德，外国文也，苟非国家完全为人所克服，人民完全与他人所同化，自无不用本国文字以作文学之理。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德法文，恰如法文与日本文之关系。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学，其谁能指其非？胡君又谓废弃古文而用白话文，等于日本人之废弃汉文而用日文乎？吾知其不然也！”又云：“文学自文学，文字自文字，文字仅取达意，文学则必于达意而外，有结构、有点缀、有修饰、有锻炼，非谓信笔所之，信口所说，便足称文学也；今之言文学革命者，徒知趋于便写，乃昧于此理矣。”
学衡社另一主角梅光迪，也是胡适在美时期的论敌，他反对胡氏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，说新文学倡导者，“非思想家，乃诡辩家”。他说：“诡辩家之名，起于希腊季世。其时哲学盛兴，思想自由。诡辩学崛起，以教授修词，提倡新语为业。诡辩家之旨，在以新异动人之说，迎阿少年，在以成见私意，强定事物，顾一时之便利，而不计久远之真理。吾国今日提倡新文化者，颇亦类似。夫古文与八股何涉，而必混为一谈。吾国文学，汉魏六朝则骈体盛行，至唐宋则古文大昌。宋元以来，又有白话体之小说戏曲。彼等乃谓文学随时代而变移，以为今人当兴文学革命，废文言而用白话。夫革命者，以新代旧，以此易彼之谓。若古文白话之递兴，乃文学体裁之增加，实非完全变迁，尤非革命也。”这一派的复古议论，比林纾、严复说得圆通些，而且也并不牵涉到文学以外的伦常道德那些枝节上去。他们也支持了相当时期，牢守着他们的阵线，直到东南大学改组为中央大学，由“新潮社”的主将罗家伦来任校长；学衡派犹坚守他们的看法，虽是他们的看法，不为青年们所赞同。
1925年，那正是段祺瑞的执政时期；民初，那位逻辑文学家章士钊得位行其道，做了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，忽然要重新办起《甲寅》杂志来反新文化，反文学革命，做起卫道的战士来了。于是文白论战，就从“后甲寅”导火了。照章氏的说法：“自白话文体盛行而后，髦士以俚语为自足，小生求不学而名家。文事之鄙陋干枯，迥出寻常拟议之外。黄茅白苇，一往无余；诲盗诲淫，无所不至。此诚国命之大创，而学术之深忧。士钊所为风雨彷徨，求通其志，互数年而不得一当者也。”俨然是叶德辉、王先谦的口吻，比林琴南还钻更深的牛角尖了。他批评新文化运动，说：“呜乎！以鄙信妄为之笔，窃高文美艺之名；以就下走圹之狂，隳载道行远之业；所谓俗恶俊异，世疵文雅。文欤？化欤？愚窃以为欲进而反退，求文而得野。陷青年于大阱，颓国本于甚矣，运动方式之误，流毒乃若是乎！”他用擒贼先擒王的手法，对胡适之作正面的攻击，说：“今人之言，即在古人之言之中；善为今人之言者，即实善为古人之言而扩充变化者也，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，故其所为今人之言，文言可也，白话亦可，大抵有理致条段。今为适之之学者，乃反乎是，以为今人之言，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，而所谓领域，又以适之为大帝，绩溪为上京。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，于《尝试集》中求诗歌律令，目无旁鹜，笔不暂停，以致酝成今日的‘底它吗呢吧咧’之文变。”
章氏舞文弄墨，颇沾沾喜。胡适在武昌公开讲演新文学运动，便说章氏之论，不值一驳；他揭穿了章氏所以由前《甲寅》变成后《甲寅》的因由，说：“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，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，总想在落伍之后，谋一个首领做做，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，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。他在《评新文化运动》一文里会骂一般少年人‘以适之为大帝’，绩溪为上京，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，于《尝试集》中求诗歌律令’。其实行严自己却真是梦想人人以秋桐为大帝，以长沙为上京，一味于《甲寅》杂志中求文章义法。”这样的牛角尖是钻不通的（章氏也自己承认钻牛角尖）。
和后《甲寅》对垒的新文人，不论《语丝》、《现代评论》或《京报》，阵容都是很齐整、很坚强的。而他们所碰的强敌，还不是胡适，而是比胡适更坚强的吴稚晖，一个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老头子。他先后发表了《友丧》、《广说?》、《读经救国》的讽刺文章，使章氏哭笑不得。他又在《现代评论》发表了《章士钊——陈独秀——梁启超》和《我所请愿于章先生者》。他说：“章先生近来，拿腐败的理论来批评他，必是年来半夜里散局回来，路上撞着徐桐刚毅的鬼魂附在他身上，所以不由他作主，好似‘同善社’‘悟善社’的人们天天在乱盘里说话了。所以文人也者，即与嫖赌吃着金丹老土同其兴衰，文人如湿热污水，一时暴盛，即蚊虫臭虱，充塞墙屋。近年洋八股之鸱张，不够亡国；更费章先生之神，改吹土八股，正似猛兽之后，再继以洪水罢了！”他又从根本上针砭章氏，道：“国事也者，乃中华民国千秋万岁之国事。中国若无共通优进的器艺，实现共通优进的道术，何以与世界优进民族，共立于无疆。世界优进之器艺，如此剧变，不过百五十有六年。前半之进尚弛，后半之进更剧。中国一前一却，徘徊观望，若无其事。经不起再滑过了此后的廿五年，与世界共同程度，愈离愈远；恐怕无论如何的换招牌，终究是一个劣等民族罢了！”顽固守旧的人物，从来没碰到这样一位有笔如刀的对手，章氏也只好退避三舍了！
（选自《文坛五十年》，曹聚仁著，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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